【图语：古人读书】
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，绝大部分读书人要通过这条途径找到工作，进入仕途，一生的功名都在这上面。而自隋唐以来，古代的官员，尤其是文官，基本上都是科举场上过来的，例如有名的张九龄、王维、颜真卿、范仲淹、包拯、文天祥、张居正、袁崇焕、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张之洞等。这些人的历史功过且不论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因为科举考试，他们都有着扎实的书本功夫，为了应付考试，熟读了不少经典，写了不少应试文章。那么，那个时候的读书人想要考取功名，究竟要读多少书呢?
在明清时期，科举考试的选题范围一般在四书五经之内，要求读书人必须熟悉这些教材，要熟悉到什么程度呢?不光是能背，而且随便拿出其中一句。从《聊斋志异》的一则神话故事中就可以看出端倪。
《聊斋志异》开卷第一篇讲的就是科举考试，当然，讲的是神话科举。这个故事名叫“考城隍”。说的是明朝末年，有个叫宋焘的书生，有一回生病在家休息，看见两个使者催他去赶考，他纳闷地说：现在还不是赶考时节呢，是不是弄错了?使者不回答，只管催他上马。于是跟着使者到了考场，却发现坐在考场上的主考官是三国时候的名将关羽，原来，这是一次神仙级考试。考题下来，一看，是“一人二人，有心无心”，这题目让现代人来看，简直一头雾水，然而，博学多才的宋焘下笔神速，很快解题、答题和交卷，答卷中有一句叫：“有心为善，虽善不赏，无心为恶，虽恶不罚。”
这个宋焘，史上确有其人，是蒲松龄姐夫的祖父。
且不说这个故事的真假，我们看这个题目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?来自于哪里呢?古代科举考试，是不会轻易去乱取题目的，必须在经典里有，尤其是在明朝、清朝的时候。蒲松龄写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朝，那么科举考试的题目一定是在儒家经典里。而这个“一人二人，有心无心”很可能出自《孟子》，因为《孟子》当中的“告子”篇有这么一段话：“弈秋，通国之善弈者也。使弈秋诲二人弈，其一人专心致志，惟弈秋之为听;一人虽听之，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，思援弓缴而射之。”这里讲的是二人学围棋的故事，其中一个一心一意，另外一人怀有二心，想着射只天鹅。《孟子》是儒家“四书”之一，科举必考书之一。可见，如果对《孟子》不熟悉，不能背诵，这个作文题目根本就看不懂，更不用说自由发挥。
故事中的宋焘做文章，深得关公赏识，于是后来当了城隍。其实，通过这个故事，蒲松龄表达了对科举的不满，希望有关羽这样无私的历史人物来主持科举考试。
那么，在明朝和清朝，一个读书人要考上进士，得背多少书呢?南宋时候的进士郑畊老做了个统计，《论语》一万一千多字，《孟子》三万四千多字，《尚书》两万五千多字，《诗经》将近四万字，《礼记》有九万多字，而《左传》则将近二十万字……这些加起来有四十万字，而且还不包括注释。如果还要考诗赋的话，那么就得背《昭明文选》等文学参考书，这样加起来，恐怕没个五六十万字还拿不下来。
要背这么多书，对于记忆力是个很大的考验。例如唐朝名将张巡，虽然是武将，却也是科举出身的进士，他的记忆力就很惊人。据韩愈记载，有一回，有人考张巡的学问，随便问了一句《汉书》上的话，张巡马上就能指出来，这是哪一章哪一页上面的，提问的人一翻《汉书》，果然如此。然后，张巡又把相关章节倒背如流，令人咋舌。在唐朝，考试范围尚未局限在儒家经典，不过，连《汉书》都能背，这就太牛了。
科举考试对读书人的功底要求很高，一个人能熟悉文本，熟悉经典，当然是件好事，但如果一切以此为标准，则不免有弊端。
例如，在清朝的时候，成绩稍好的读书人，要背诵“四书五经”那肯定不在话下，因此，背下这四十来万字，不是什么稀奇功夫，更高一步的要求是：要背诵注解。例如“四书”，就必须背诵南宋朱熹所作的注解，因为考题有时候就在注解里。结果呢?有些人忙着背注解，却把原文给丢了。能背下《论语》里的注释，却忘记《论语》的原文，也是挺尴尬的，这估计和孔乙己的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很相似。
而且注解单一，只用朱熹的，也引起读书人的不满，吴敬梓就通过《儒林外史》里的杜少卿说，只用朱熹的注是不妥当的。
同时，强调背书也让那些记忆力超强，又不好学的人捡了便宜。例如清朝严有禧的笔记《漱华随笔》就记载了这些方面的现象。乾隆九年的时候，即公元1744年，十一月，河南布政使赵城上奏说，科场固然有不少博学精通之人，然而也有不少投机钻营之徒，平时不读什么书，在考试之前几个月，就到处找过去那些已经上榜的人的试卷，将以前的试题和文章割裂分散，断章取义，临时死记硬背，然后根据这些来答卷和写文，居然也有考中的。结果考完之后，去问这些人关于“四书五经”的内容，这些人结结巴巴，竟然一句话都答不上来。“而浮夸躁进之徒，剽窃拟题，购求坊刻，割截成篇，临时强记塞白，甚有于场中同号互相倒换，凑助完卷，剿说雷同，千篇一律，及至出闱之后，有叩以经义而茫然不知所出者”。
那些以前考上进士、举人或者秀才的人的试卷，都会被当成样卷，各大书坊都会有，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到，然后照猫画虎去做，也有考上的机会，听起来确实令人啼笑皆非。而这些钻营之徒在考试之前花多长时间复习呢?答案也令人吃惊，只要几个月就可以了，“拟题多者百余，少者不过数十，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，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”，做一百多道模拟题，几个月时间下来，应付考试绰绰有余，看来古人所说的“十年寒窗”也未必对。对于这种善于做科举试题，却没什么真学问的人，考官也没什么办法，但为了防止真正的人才被埋没，赵城建议另外举行面试，看考生到底有没有真本事，“该牧令面出冷题考试，申送府州”。然后，奏章上去之后，虽然乾隆建议众大臣一起商量，然而，关于额外面试的建议并没有被通过。
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确实很不容易，在明朝和清朝，除了要背“四书五经”，背经典注释，还要背参考书。什么是科举考试参考书，就是那些专门为应付八股文的模拟题目，因为八股文是有套路的，把这些套路背熟了，考上举人和进士也就有希望了，至于真正的圣贤经典，早就抛开在一边了。《儒林外史》里有人说得好，就算是孔夫子生在科举考试时代，也得老老实实去读八股文，去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。
例如《儒林外史》里的马纯上，就是靠编写科举考试教科书为业的，他写的教辅有很大的市场。马纯上第一次遇到匡超人，匡超人正捧着一本《三科程墨持运》在看，这就是一本科举考试教辅。匡超人见到马纯上，问他尊姓大名，马纯上很自豪地说：“这不必问，你方才看的文章，封面上马纯上就是我了。”可见这项事业在当时是很有地位的。后来匡超人也编写此类参考书，为人却不厚道，明明马纯上救济过他，他却逢人就说：我写的参考书天下最好，比马先生的强。本意是要求掌握圣人的文章，却变成了试题习作，这也是有点啼笑皆非，难怪曾国藩在考上进士后，再也不看那些八股文。
